比如,发生金融危机或在全球金融体系出现异常波动的时刻,新兴经济体一般都会受到冲击,严重的甚至会导致经济危机。
第一个减震器:高储蓄。而中国很多三四线城市的房产库存巨大,去库存要耗费相当长一段时间。
过去,人民币汇率尚未实现市场化,国内金融环境处于抑制状态。据估算,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的中国企业平均投资回报率在10%以上,而目前回报率已降至5%以下,可以看出,中国企业的整体投资回报率发生腰斩,导致该问题的主要原因正是产能过剩。对这种金融风险,过高估计比过低估计要好,未来银行业压力会很大,所以我们应该提前预防。而自2012年之后,中国双顺差开始变成一正一负,资本账户逆差意味着中国发生了资本外流。上述三部门框架是分析中国经济系统性风险的总体框架。
公共部门的减震器是低水平的政府债务。一种光明的情景是中国能够通过前面讲的种种对策来化解未来面临的风险,避免系统性危机的爆发(参Muldrew,1998,The Economy of Obligation: The Culture of Credit and Social Relations in Early Modern England,New York: Palgrave)这也从一个方面证明,在15到18世纪,记账货币也在欧洲各国大量存在。
理解货币以及货币在经济增长和商业周期中的作用,也当是现代经济学的一个核心问题。基本单位是德本(deben),或者说是‘度量,最初指的是谷物的度量,然后延伸到铜或银。格雷伯的研究还发现,在这一时期的近东的伊斯兰世界,也出现了承付票据sakk和ruqa,这些支票可以汇钱和转让信用证可以穿越印度洋和撒哈拉沙漠。(同上,第256页) 格雷伯还发现,几乎在这同一时期,在中国的北宋年间出现了飞钱和交子,并出现了类似于银行的经营类业务(banking operations),即一些类似唐代柜坊的交子铺或交子户,以接受现金和金银锭块代为担保,然后允许储户用他们的收据作为承付票。
(见von Glahn,1996, Fountain of Fortune,Money and Monetary Policy in China,1000-1700,Berkeley,CA: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p. 248)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在唐宋乃至明清时期中国均是有一定的记账货币存在的。按照这一流行的商品货币理论还认为,货币作为一种特殊商品,只是一种一般等价物,是市场交易的媒介。
不但在今天的21世纪是如此,甚至在远古的任何时候和许多国家和文明中也曾经是如此。在中国数千年的传统社会历史中,由于市场的商品交换和市场贸易一直不是太发达,而市场交换多是面对面的直接交换,人们市场贸易中多用铜铸币和铁铸币。到公元1023年,最终由北宋朝廷设立了掌管纸币流通事务的机关的交子务(并参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313—320页,这个问题我们下面还会专门谈到)。我们已经知道,自从经济学作为一个学科诞生以来,商品货币说一直在经济学中占支配地位,从古典经济学到现代经济学都是如此。
而另一方面的事实是,自2007年以来,央行就一直不断地提高法定准备金。由于记账货币完全是一种信用货币,在当代的货币制度中,这种记账货币既不需要贵重的金银实物(尽管在历史上要以金银或商品实物来支持),也不需要金属铸币(金、银、铜、铁、铝、镍、镁、锌等)的生产及其铸造成本,甚至到了不需要为制造精美的造币纸的印制成本,货币完全可以从央行和商业银行的电脑软件中无中生有和任意创造了。尤其是在明代,中国向欧洲大量出口丝绸、香料、瓷器、钢铁,却几乎发现从欧洲没有什么可进口的。(2)在中国古代社会,由于市场交易多是人们面对面的交易,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思的说法,中国古代的市场交易多是personal exchange,加上中国文化中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和中国人缺乏契约精神,导致中国古代的货币主要是官铸的金属铸币、实物金银和实物货币,以及元代到明代中期和清朝的纸币。
缪尔德鲁详细研究了16—17世纪英国的财产清单和法庭案件,发现15世纪后流入欧洲美洲黄金和白银,只有很少一部分最终流入普通农民和商贩的口袋,而大部分金银则藏在贵族、伦敦大商人或王室国库的保险柜中,而在城市或大型城镇周边的地区,店铺老板会仍然发行他们的铅质、皮质或木质代币,或6个月或1年才进行一次结账清算,差额之处才用硬币或其他物品来补足。这也恰恰证明了凯恩斯在《货币论》第一卷第一句话,记账货币是货币的原始形式。
我们发现,在历史上,这两类不同的时期交替往返。乃至到今天,像美国、英国等这些现代国家,记账货币已经占货币存在形式的90%以上。
综观东西方的货币制度史,我们可以发现以下两点:(1)在近东、中东、埃及和欧洲历史上,记账货币应该出现很早,且一直存在,到了当代社会则越来越变成了货币的主要存在形式。市场贸易的支付和债务清偿也越来越通过银行间的转账支付来完成,记账货币则越来越成为货币的主要存在形式,乃至到目前为止,各国的货币均已主要为记账货币所构成了。……到了16世纪,中国每年几乎要进口50吨的白银,相当于从美洲运抵的白银的90%。而按照彭信威以及千家驹、郭彦岗的研究,在北宋初年到真宗时期(公元960—1016年),北宋流行一段时期的民间盛行交子以及官方和户部发行的会子,这实际上都是一种信用票据,一种钱的代用劵,今天看来实际上背后都有一种记账货币制度的支持。之后,到了加罗林时代,人们使用的是‘想象的货币——这是一套纯粹构想出来的系统,包括镑、先令和便士。不理解现代货币的记账货币的本质,也就无法弄清这样一个现实中的悖论:为什么经过美联储三轮量化宽松而向市场投入了大量美元基础货币,但到目前为止,为什么美国的M2与GDP的比重只到现在大约只有0.69,而虽然从2007年中国央行虽然屡屡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商业银行法定准备金到从2007年初的9%、提高到2009年的15.5%乃至2012年的21.5%历史高位,即使经过2014年、2015年的数次降准,到现在,大型中国商业银行的法准金仍高达17.5%),但中国经济体中的广义货币M2已经快速成长到了近149.1万亿元了,M2与GDP的比重已经高达近2.2。
这么做的原因是,公牛是当时古希腊人供奉神祗的祭品,因而代表绝对的价值。由此,经济学家们用理论分析的逻辑推出货币在人类社会中产生的历史逻辑是:物物交换→一种商品作为一般等价物→金银→铸币→纸币→信用卡货币→电子数字货币。
(同上,第295页) 尽管自15世纪开始,随着美洲白银的大量流入,欧洲各国进入了金银实体货币时代,但是记账货币仍然没有完全消失。在中世纪,甚至在古老的美索不达米亚,这一事实都被认为是常识。
还有,尽管如此,只要我们稍微粗略地浏览一下‘野蛮人的法典,就可以发现,即使在黑暗时期的顶峰,人们仍在用罗马货币仔细地记账,以及计算利息、合约和进行抵押(同上,第242页)。到了17世纪后,随着账局、钱庄、票号、典当铺、信局等的出现,记账货币在中国社会中开始较广地存在了。
1995年,中国的广义货币M2只有6.1万亿元不到,到2007年就增长为40.3万亿元,而到2016年6月末已经高达149.1万亿。在16世纪后期,现代银行在威尼斯最先出现。(见中译本,第208页) 这确实证明了凯恩斯后来的断言,记账货币是货币的原始形式。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尽管在中国远古历史上债出现很早,但我们还无法确定是否中国在远古时期就有记账货币。
格雷伯还发现,中世纪的国王们定期发布政令,修改他们的硬币与记账货币的关系,国王们频繁地召回硬币进行重铸。在15世纪从美洲来的白银如洪水般地涌入欧洲,极大地推动了这一过程,并在西欧引发了价格革命。
实际上,经济学中的许多困惑都似乎与这个问题有关,而理解了这一点,也可以更好地理解当下世界一些国家的货币政策。正如笔者在上次专栏文章中所指出的,按照我们现在(2016年6月末)149.1万亿广义货币M2和只有6.28万亿元流通中的现金M0来计算,作为各类银行账户中各类存款的中国的记账货币,目前已高达95%以上了。
真正造成通货膨胀的,是那些拥有金银最终控制权的人。(同上,第267页)加沙里对货币的本质的这些认识,现在看来甚至超过许多世纪后一些大经济学家对货币本质的认识。
这一点对理解到底什么是货币,以及货币是如何产生的,货币在市场中的作用是什么,以及当下的宏观经济政策,均有着切实的意义。到了近代以来,随着现代银行和信用机构的产生,中国记账货币应该是广泛存在了,且随着银行和金融业的发展,乃至从金属铸币向纸币乃至当代银行卡记账货币的发展,记账货币越来越变成了货币的主要存在形式了。这一时期,实体的黄金和白银虽然没有消失,但越来越多地存放在神圣的场所。只是在大额市场贸易和最后清偿债务的必要时,才会用到。
我们这样大范围地考察记账货币及其世界货币制度史,并不是仅仅是一种历史的知识趣味考察,而主要是帮助我们理解货币本质及其货币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基本上没有受外国文化的影响。
但是,根据史实,是信用货币率先出现,而今天我们所见到的,实际上是一种复古。但是,按照吕思勉先生的《中国制度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06页)的研究,唐宋时期出现的飞钱,实为一种信用票据,还不是纸币。
(同上,第2—3页)根据国内国外中国货币制度史的研究,中国古代的债也先于金属铸币,这是没问题的。在中世纪的欧洲,与其他地方一样,铸币开始消失,货币回到了虚拟状态,人们继续根据罗马货币计算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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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将全球债务处理成期货,中国以实体经济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在进入新世纪之前,债务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现在大规模负债的是发达国家。
所以从目前来看创新业务的常规化、重资产化是必然的趋势,新三板业务、FICC业务、主经纪商,财富管理的这些新兴业务,将是随后各家券商的重点,抓住新的机遇来推动行业的洗牌。
所以,大家共同推动新的金融机构的发展,可能会找到快速增长的新路径,把扩张追赶的路线和时间缩短也未可知。
金融监管委员会由金融监管机构、非金融监管机构的负责人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组成,确保金融监管的整体协调,是解决审慎监管和市场行为监管之间冲突的正式渠道。
针对这一情况,各国监管当局分别制定了相应的集中度监管指标和要求,巴塞尔委员会也将集中度监管列入第二支柱,作为监督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始终未有明确统一的量化标准。